河北代表热议党的二十大报告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当公共风险大了，就需要制定或者调整财政政策去对冲它，这时候财政风险就会扩大，可能表现为赤字上升，债务增加，当赤字债务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公共风险降低，这时候就采取措施控制财政风险，避免财政不可持续。
既要充分发挥北京作为首都、文化中心、头部经济、总部经济的特色，也要发挥河北作为北方制造业大省以及河北保定白沟经贸区的作用。改革和开放是相互融通的过程，在改革中推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作用。
过去数年，自贸区在原来的出口加工区的基础上，很好地做到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法无禁止即可为及准入前国民贸易负面清单，同时也很好地落实了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投资的便利化，并实现政府的简政放权，改事前的审批为事中事后的备案，这都是实在的成果。跟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 从习近平总书记上述重要讲话中，我们也能更好理解三大新增自贸试验区的意义——第六批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跟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强调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化三化融合来切实落地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北京有众多的总部企业、头部企业，把北京和其他自贸试验区加以区分，差异化发展，说明了中央对北京自贸区寄予厚望，也说明了北京自贸区的独特作用，能够更好地体现北京作为首善之都的特殊历史地位。如果能把京津冀自贸区打造成为类似于前店后厂的模式，不可谓不创新。安徽这次获批自贸试验区，对于其加入长三角一体化具有三方面明显加持：第一，往北承接了产业转移和聚集。
到现在，自贸试验区布局已经逐步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非常鲜明的、不断开放的过程，也即是全面开放的过程。至此，7年间，自贸区已覆盖全国21个省份。下一步，中国仍需将加入CPTPP作为重点。
中国入世之后的成功发展已经表明，中国有能力利用美国主导建立的规则来实现自身的发展。TPP规则绝大部分都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要全面看待一个协定带来的影响。原本不会被认定为原产的商品在协定生效后更容易被认定为原产商品，从而享受关税减让的好处。
当前，已不再是争论中国是否应该加入CPTPP的阶段，而应该讨论中国如何加入CPTPP。其中，在国际经贸领域，一方面表现为规则上对中国的施压，让中国接受其制定的高标准规则。
RCEP则包括东盟的许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其开放程度不可能很高，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通过上面四个维度，再看RCEP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中国未来的选择：将加入CPTPP作为重点 市场开放和制度型规则分别对应服务和投资的开放，以及国内改革。中国通过签署RCEP，成功与日本建立起贸易协定，从而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巨型自由贸易协定
一是环保与能耗问题，为了快速增加总产出而忽略各种投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破坏生态环境。总体上说，我们国家的人均收入依旧处于较低水平（大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之外，而且我国仍旧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路上，依然存在大量的资源低效率错配的情形，所以只要能够通过政府的有为改革减少这些政策扭曲，就会马上释放出很多增长空间。另外，与GDP增长目标一样，如果用就业目标也同样面临统计准确性的问题。对于收入不平等，如果蛋糕不断地做大了，那么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分蛋糕会比较容易，分蛋糕也将会是次要矛盾。
四是对保存历史文化问题，很多历史文化古迹和重要建筑因为要让位于经济建设而被毁坏和拆除。当然，以新增的就业机会为目标，如果措施引导得当，会更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降低新企业进入门槛，降低企业的雇佣成本(诸如减轻五险一金的企业负担)，有利于创新与创业。
第二条反对GDP增长目标的理由，是认为单纯追求GDP增长目标会导致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受到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高就业率是我们想要的么？不是，我们也不想回到大锅饭与铁饭碗的计划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人均GDP不如印度，基础设施也很差，但是如今我们的基础设施比印度要好很多，这与GDP增长目标的设立是非常相关的。如果放弃GDP增长考核目标，那么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性的考核目标呢？现在被讨论最多的就是（保）就业的目标。三是收入不平等问题，重视增长但是轻视分配，导致由贫富差距带来的各类社会矛盾在加剧，影响社会稳定。对于低质量产品的问题，经济学中的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收入的提高，老百姓会越来越重视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对于那些粗放方式生产出来的低质量的产品与服务的市场需求将越来越低，所以为了赚钱，市场竞争的压力也会逼迫企业去生产越来越高质量的产品，产品卖不出去的企业会被市场自动淘汰，与经济增长本身也可以是完全一致，互相促进的。而这些其实和GDP增长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这样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虽然的确要防止乱投资，但是我们的发展阶段还没有达到需要遏制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若以增加就业为目标，政策手段无非有两类: 增加工作机会和减少解雇。
比如当中央制定全国的GDP增长率目标之后，会具体分摊到各省与直辖市等地方政府的目标上，然后再进一步下放到次一级政府头上，通过各级政府根据这些目标制定工作计划与规划，最后出台具体政策办法去落实操作。所以，我认为如果GDP增速目标制定合理，理论上是可以给各级官员以改革压力，将能力不足、怠政不作为或者因为乱为导致决策重大失误的官员进行必要的惩罚，激励官员们去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请。
但现在，设定GDP增长目标与促进市场改革之间之所以被很多人当成冲突矛盾，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对GDP增长目标容易设定得过高并且考核过于短期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疫情限制出行，失业补助金过低，以及流动人口回户籍所在地登记比较麻烦等等原因，使得大量实际失业的人并没有去登记。
而考核目标究竟是人头还是人时，对于被考核的官员来说会有非常不同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单纯依靠政府投资GDP也是不可能持续上升的，否则计划经济也能取得长期增长。即使在正常经济状况下，若以增加就业为目标，也可能会在政策执行的时候更偏向于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延后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方向的转型升级，比如特朗普政府试图希望的让相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政策。而采取经济刺激的政策，决策主体相对比较单一，决策过程也相对简单，执行起来更快更容易，对短期的GDP增加的效果也更加明显。
如果经济增长快，就业能增加么？能。对此，我认为只要有考核，就可能存在作弊，但不能因为存在作弊的可能性就放弃所有考核，应该做的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作弊。
来源： 财新网 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GDP增长目标 中国经济 。这些难点也可能被利用来做虚假统计。
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各部门的经济决策有了更加科学的事实依据，才能杜绝遏制浮夸上报弄虚作假的，真正达到客观如实地考核官员并且切实发展经济的目的。这也是对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做定量研究时令学者长期感到头疼的问题之一。
对于弄虚作假的官员必须要严惩，对于没有完成自己GDP增长承诺的官员要有惩戒。当短期经济下行时，地方政府具体执行时很有可能会以减少解雇为主。但是如果蛋糕停止增长了，那么再怎么分蛋糕都是零和博弈，导致的社会矛盾只会更加严重。中国的官员在这方面的投资有激励和能力去实施其实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如果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就更能意识到这一点。
再比如，为了政绩的可视化，官员更愿意在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上下功夫，而不是在软性政策制度等管理方面改善，对于基础阶段的教育的百年大计的扶持也经常不充分。第三条反对GDP增长目标的理由，是认为GDP增长数字可以造假，所以作为考核指标没有太大意义。
此外，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带动下的更为现代化的新基建对于我国长远经济增长与发展战略意义重大，亦需要投资。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屡屡被批评，被认为是国进民退。
但是我还看不到存在充分理由说明GDP增长目标比这个目标更不重要，甚至需要被放弃。有很多令人信服的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收入分配特别不平等是会妨碍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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